上海合作组织（SCO）第25届峰会在中国天津举行（8月31日至9月1日），这是该组织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其成果超出预期，也更加切实可行。《天津宣言》并未设定雄心勃勃的目标，而是提出了更为务实的全球治理议程，强调多极合作、主权平等以及各国根据自身条件和优先事项发展的权利。在华盛顿试图向部分全球南方国家施压之际，天津峰会表明，一些主要的非西方国家如今已准备好分享各自的能力并制定规则，而非仅仅遵循规则。
在天津，成员国借此机会提出了具体的机制性建议，包括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设立开发银行、创建全球能源合作平台以及根据成员国需求设立多年期贷款窗口。中国还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该倡议与“全球安全、全球发展、全球文明”三大倡议一起，表达了中国改革全球治理、构建现有全球秩序以及构建中国所期望的全球秩序的愿望。技术融合也得到了强调，包括鼓励各国使用中国卫星导航系统（北斗），以减少对西方GPS的依赖。除了提及天津峰会上提出的倡议以及上海合作组织从单纯的安全组织向综合性区域组织转型之外，本声明还将探讨实现这些目标所面临的挑战。
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提出的倡议
天津峰会提出了一系列倡议和发展规划，展现了中国在未来几十年建立自主秩序的决心。中国深知，唐纳德·特朗普的内向型外交政策及其对美国在该地区贸易伙伴的“极限施压”策略为北京带来了历史性机遇。事实上，中国政府迄今为止充分利用了华盛顿退出国际机构和组织的政策，并通过加强积极主动的外交，试图重组或加强与该地区乃至更广阔区域国家的双边关系。
首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借此机会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这是中国此前在全球发展、全球安全、全球文明领域提出的三大全球倡议的后续行动。尽管这一新倡议的具体框架尚未明确，但它体现了中国重新定义全球治理规则的明确意图和方向，这与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以联合国为首的多边组织的举动形成鲜明对比。习近平在讲话中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的五大核心原则：坚持各国主权平等，维护国际法治，切实践行多边主义，强调以人为本和人民至上，注重务实行动。
其次，双方原则上达成协议，成立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中国将向该银行提供约20亿元人民币的赠款和100亿至140亿元人民币的优惠贷款。如果设计合理，该银行可以为那些正在应对资本流动周期性波动和制裁影响的中低收入国家提供更多样化的融资选择。这样的银行可以补充而非取代现有的多边开发银行，同时还能将项目转向资金不足的跨境互联互通和基础设施建设。
第三，能源平台的概念强调了发展中经济体需要对冲能源价格和供应风险，包括通过长期合同和多币种结算。第四，北京在峰会上扩大了成员国对其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使用范围，此举将促进民用和军用应用，涵盖航空、港口物流到国防设备采购等各个领域。
第五，在安全领域，上合组织领导人谴责印度帕哈尔加姆袭击事件。这是印度的一项外交成就，也是中国在美国以俄罗斯石油采购为由对印度出口产品征收高达50%关税之际，努力与新德里保持一致的标志。第六，在采取这些重要举措的同时，上合组织还强调通过地区反恐机构（RATS）开展反恐合作，并加强了上合组织安全理事会的会议。这些进展表明，上合组织的使命正从金融安全扩展到硬件安全。上合组织宣布在组织内设立四个新的中心，体现了这一承诺；这些中心的使命是禁毒、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以及加强信息安全领域的合作。
第七，中国宣布将为成员国建立人工智能合作中心，并邀请成员国参与中国“月球研究站”项目。第八，《上合组织2026-2035年发展战略》是对本组织未来十年增长前景的有力肯定，体现了对长期发展规划能够实现各领域共同进步的信念。该战略潜力巨大，预计上合组织将加强在高增长领域的合作，从能源、人工智能到绿色产业、科技，以及快速变化的全球经济的其他关键支柱。
上海合作组织的演变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国际秩序是由西方国家塑造的，先是欧洲各国的首都，后来是华盛顿。但那个时代似乎即将结束，世界经济、政治和战略重心正在东移。上海合作组织正处于这一转变的中心，它既是政治崛起的象征，也是实现政治崛起的手段。上海合作组织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多元化的构成。与北约或七国集团等西方主导的同质联盟不同，上海合作组织的优势在于它能够将竞争对手和合作伙伴聚集在一个屋檐下。这种多元化并非弱点，而是其深刻战略实用主义的体现。
它为持续对话提供了必要的平台，并创建了有助于管控分歧、解决冲突而无需第三方调解的机制。由此，亚洲/欧亚问题的亚洲/欧亚解决方案正在形成。与此同时，其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伊朗的加入，以及土耳其和一些海湾国家（以观察员或对话伙伴身份参与）的兴趣，表明该组织日益增长的吸引力。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于2001年，最初致力于在中亚地区开展区域内联合行动，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然而，它很快便发展成为平衡全球权力结构的战略力量。
上合组织的基本原则，包括不干涉别国内政、尊重各国主权、支持多极世界，与西方机构的干涉主义倾向形成鲜明对比。这一观点得到了世界各地那些对西方霸权和单边主义深恶痛绝的人们的共鸣。据统计，2024年，中国与其他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国的贸易额约达8903亿美元，约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4.4%。
自成立以来，本组织框架内的发展与合作取得了根本性的历史性成就，为加强地区和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国际体系持续变革的背景下，此次峰会展现了上海合作组织致力于实现更具包容性的发展、更加公平的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以及加强全球南方国家团结与合作的决心和行动。在峰会最具象征意义的时刻，弗拉基米尔·普京和纳伦德拉·莫迪携手走向习近平，与他进行会谈。事实上，三国领导人的这种团结一心的姿态是对特朗普施压中国和印度减少从俄罗斯购买能源的公开回应。
许多人认为，上海合作组织的核心重点经历了“微妙而渐进”的转变，如今其经济层面更加突出。该组织的核心重点有所改变。最初，该组织成立的目的是加强安全，但现在它正在以一种有趣的方式转变，不仅涵盖安全，还涵盖经济合作。这种方向的转变可以说是咄咄逼人的外部环境以及西方大国强硬的行动和政策的结果。
未来的挑战
尽管最近的上合组织峰会取得了进展，但其成员国构成参差不齐——包括印度对中亚国家可能出现的中国霸权的威胁和担忧的不同看法——意味着上合组织无法、也永远不会被视为或充当一个统一的反西方集团。这种多样性虽然有局限性，但也是一种优势，因为它迫使该组织采取一种技术性和问题导向的方针，这种方针不会对外构成威胁，并正在国际体系中逐渐获得更高的合法性。
如前所述，尽管峰会成功制定了全球治理的新议程，但上合组织在前进的道路上仍面临严峻挑战。成员国之间政治制度的差异、悬而未决的边界争端以及双边争端导致了持续的摩擦。天津峰会提出的机制性方案也应在设计时考虑债务可持续性，并遵循公开透明的标准，以获得更广泛的合法性。此外，虽然谴责恐怖主义是积极的一步，但真正的情报合作和遵守公平的法律机制仍然是未来最艰巨的任务之一。
另一个新兴挑战正在显现：上海合作组织最初成立时主要关注地区安全，但随着其成员国的扩大以及对非安全领域的关注度不断提升，该组织如今面临着失去这一重点的风险。虽然其他多边机构也可以探讨非安全问题，但该地区仍然缺乏一个专门关注安全的组织。此外，该组织现有和未来的成员国在安全优先事项的性质和强度上可能存在差异。例如，印度主要关注的是恐怖主义，而对于独立国家联合体来说，主要威胁则是原教旨主义伊斯兰教义的传播。
展望未来
上海合作组织（SCO）天津峰会为各国加速全球治理改革、携手南方国家构建包容性全球秩序、抵御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共同目标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天津宣言》强调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必要性，呼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围绕“同一个地球，同一个家庭，同一个未来”开展对话。这一理念的灵感源自印度担任G20主席国时的座右铭，而该座右铭本身则源于古老的印度哲学思想“天下一家”。近年来，中国致力于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上海命运共同体”对接，推动上海合作组织转型为泛亚洲组织。
对于全球南方大部分国家来说，天津峰会不仅会因为签署的协议而被铭记，还会因为其所揭示的内容而被铭记： 试图向大型新兴经济体施压可能会适得其反在这种情况下，旨在影响俄罗斯政策的关税实际上鼓励了印度展示其政策独立性。2025年在天津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取得了一系列成果，虽然看似相对有限，但却具有战略意义。上合组织似乎正试图将自身从一个对话平台转变为一个成熟的务实合作机制，为其成员国公民带来切实的成果。
此次历史性峰会的优势之一在于它能够推动新的合作机制，并在商定领域建立专业技术中心，为深化产业合作、政府和政策支持以及以人为本的未来经济赋能带来希望。中国计划今年实施数十个“小而美”的民生项目，扩大人力资源培训，并向上合组织成员国提供超过2.8亿美元的无偿援助，这表明，切实可行的计划只有在具体可行的承诺支持下才有意义。
近期在天津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明确聚焦于“渐进式创新”。峰会并未发布与西方主导的全球秩序彻底决裂的笼统宣言，而是探索了创建平行机构的途径和机制，以增强成员国的自主权，同时保持与现有安排的某种兼容性。其结果是一种全球治理模式，它并非基于公开对抗，而是更多地基于“制度巩固”和“替代机制和实践的渐进式积累”——这种模式旨在分阶段而非突然地重组现有体系。上合组织正从早期的硬安全道路走向地缘经济制度化；在这种秩序中，中国寻求的并非推翻现有结构，而是与之共存并逐步重新定义。这条道路构成了中国所期望的秩序的精髓。换句话说，上合组织并非取代或颠覆既有秩序，而是在创造新的层次；这些安排与现有体系共存，但会逐渐取代现有结构的主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