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中国在短时间内崛起为全球新兴大国之一，并在各个领域，尤其是经济领域，超越了世界其他大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政策的实施，该国对石油和天然气等化石能源的需求不断增长，这一需求成为中国在中东地区，特别是波斯湾地区，积极推行外交政策的主要动力。另一方面，西亚地区宗教原教旨主义和萨拉菲主义的兴起，鉴于中国存在穆斯林少数民族，加剧了北京的担忧。除此之外，西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地位，特别是中国发展规划（包括“一带一路”倡议）、经济合作、中国商品（尤其是武器）销售市场以及与美国的竞争，都使得北京将注意力集中在西亚地区。
另一方面，伊朗作为挑战美国力量的国家在该地区的强大存在，为中国务实的外交政策提供了有利机会，以便在与美国的贸易和经济竞争中充分利用这些区域机遇。随着伊朗核问题敏感性的增加以及对伊朗实施制裁，奉行“向东看”政策并与非西方国家合作成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优先事项之一，以应对西方阵线的巨大压力，这一点在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讲话中清晰可见。哈梅内伊大阿亚图拉在1396年巴赫曼月29日（公历2018年2月18日）会见阿塞拜疆人民时表示：“在外交政策中，优先东方而非西方，优先邻国而非远方，优先与我们有共同点的民族和国家而非其他国家，是我们今天的优先事项之一。”
伊朗和中国作为东西亚文明的摇篮，两国之间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两国的关注。尽管如此，国际关系学者们始终将“向东看”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视为伊朗外交政策中缺失的一环。因为除了实践领域缺乏明确方针外，伊朗的国际关系学生和教授对此也没有清晰的认识。一方面，中国在过去几十年中被视为一个重要且有影响力的强国；另一方面，由于制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一直努力通过扩大与第三国的关系来减轻国际压力。然而，我们看到两国外交政策仅限于经济关系和在国际场合的一些协调。甚至双方的一些政策有时也明显与彼此的利益相悖。在这方面，可以提及中国在伊朗三岛问题上的立场，以及伊朗在恰巴哈尔港开发项目中选择印度。上述情况使得德黑兰和北京协调中东政策的必要性倍增。实现这一目标取决于克服挑战，并加强两国关系中现有的机遇和能力。
面临的挑战
两国关系协调面临的最重要挑战可归类如下：
中国对未来全球治理愿景的模糊性：中国国内外力量要素的增强，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等全球治理计划的推行，使得国际关系研究者和学者们开始讨论世界的未来以及其极性从西方转向东方的问题。因此，一些研究人员认为，中国正在寻求提供一个全球模式，其中所有成员都能实现利益共享，并设想一个多极体系，通过改革现有结构实现普遍受益。相比之下，一些人则支持“中国威胁论”，认为中国也将像其前辈一样，根据自身目标改变全球体系，并根据自身目标和理念建立一个理想世界。这种对中国未来以及北京未来几年全球治理战略的不同看法，也导致了伊朗精英阶层内部意见的分歧。因此，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外交政策决策者无法对北京未来的目标和计划形成清晰的愿景，这使得他们在与北京的关系中始终将谨慎放在首位。
不对称性：尽管伊朗和中国关系已持续多年，双方也通过合作实现了各自的目标和利益，两国关系却呈现不对称发展，这种不对称性是两国关系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这种不对称性在经济领域以多种形式体现。即使不考虑两国经济体量（其对比很容易揭示这种不平衡），也必须指出，北京一直是伊朗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伊朗的大部分进出口都与中国有关。而另一方面，中国对伊朗的出口仅占其总出口的一小部分，此外，由于中国在西亚的平衡政策，对伊朗石油的需求虽然重要，但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弥补。
在政治领域，这种不对称性也展现出另一面。尽管中国被公认为全球大国，并被视为超级大国和未来世界领导者，伊朗充其量只被视为一个地区大国。除了两国的实力，还可以探讨并比较它们各自的政治角色。尽管北京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政治首都之一，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伊朗却被描绘成一个拒绝接受所有国际规范和框架的“流氓国家”，并且由于经济制裁，其他国家不愿与其建立政治和经济关系。
这种不对称性甚至体现在两国对现有秩序和结构的态度上。中国在接受现有秩序的同时，认为自己有义务遵守国际规则和法律，并且不会超越对国际结构和制度的批评；而德黑兰则认为这些结构的持续存在与自身外交政策目标和利益相悖，并试图动摇这些结构的基础。基于这种不对称性，德黑兰对北京而言，其重要性尚未达到让北京愿意为此付出代价的程度。北京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成员国将伊朗核问题提交安理会，甚至配合安理会通过对伊朗的惩罚性决议方面的行为，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意识形态威胁：随着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发生，伊斯兰共和国成为一种具有全球抱负的学说和意识形态的旗手，认为可以为世界提供一个普遍方案，而无需让一些人在自由经济和市场主导逻辑的碾压下，或在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作用下陷入泥潭。在此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果北京成为超级大国并获得全球领导地位，并且迫使其进行内部改革和适应国际条件的必要性消失，它是否还会坚持其现有战略，或者在这些必要条件消失后，原始马克思主义的教义是否会影响中国当前的实用主义？对这个问题的答案的模糊性是困扰伊朗乃至其他国家决策者的最重要挑战之一。
伊朗国内政治竞争： 伊斯兰共和国外交政策中缺乏宏观规划和战略的持续性，尤其是政府更迭导致先前战略发生根本性变化和颠覆，是伊朗东方伙伴，特别是北京，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并使他们相信，如果德黑兰找到与西方建立关系的哪怕一丝机会，它就会放弃其东方伙伴，并将他们置于次要地位。伊斯兰共和国缺乏统一政策的持续性，以及由此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伊朗伙伴国中产生的外交政策观念和行为，是与伊朗的伙伴和盟友规划明确共同路线图的最重要障碍之一。
伊朗的地区政策：伊朗地区政策对伊中战略关系发展的影响可以从两个不同方面进行探讨。第一种观点，从中国领导人和政治家的角度来看，与德黑兰扩大关系可能会给北京带来沉重代价。北京目前在技术转让、参与各种经济项目、贸易合作以及石油进口等多个层面，与伊朗的两个战略和意识形态对手——犹太复国主义政权（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保持合作。德黑兰与北京关系的扩大自然可能引起竞争对手国家的警觉，并促使它们相应地减少与中国的关系，其结果将是该地区巨大的经济利益损失，更重要的是，北京的能源安全将受到威胁。此外，这种关系的增强也可能打破该地区现有平衡，使其有利于伊朗，这将吸引华盛顿对该地区的关注，而华盛顿在该地区日益活跃的行动将伴随着北京利益受损的风险。此外，华盛顿还可能在宏观层面施加限制。
另一方面，伊朗作为一个高举正义旗帜的国家，借鉴伊玛目侯赛因起义及其反抗压迫的教义，无法停止与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的斗争，也无法容忍该政权对巴勒斯坦受压迫和手无寸铁人民的暴行。此外，对什叶派作为通过“监护”之路的真正伊斯兰教的信仰，无法让伊朗对“英美伊斯兰教”保持沉默。因此，德黑兰也期望中国作为伊朗的伙伴和盟友，能够考虑德黑兰的意识形态考量，然而，迄今为止，中国外交政策中尚未体现出这种行为。
美国因素：德黑兰与北京的关系与其说是双边关系，不如说是三边关系。因为历史数据分析表明，华盛顿在扩大或削减伊中关系方面的影响力，甚至超过了两国人民自身的意愿。
阿拉伯国家和犹太复国主义政权： 尽管阿拉伯国家在当前形势下不能被视为直接和严重的障碍，但这些国家与中国的关系使得北京在该地区的政策非常谨慎。此外，这些国家更多地阻碍了那些可能有效促进德黑兰与北京关系发展的进程。最好的例子就是核谈判。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的情况与阿拉伯国家类似，不同之处在于，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由于其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地位，拥有更大的游说影响力，而且北京也更致力于争取该政权的好感。
制裁机制：制裁机制是两国合作面临的最重要障碍之一。石油和金融制裁分别阻碍了伊朗石油的运输和经济活动产生的金融交易，是中伊两国商人面临的最大障碍。
面临的机遇
然而，两国关系协调面临的最重要机遇可归类如下：
国际体系的结构性条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世界已经摆脱了新千年初期华盛顿试图建立的等级森严的霸权秩序，正在经历向多极世界过渡的进程。尽管如此，一些人并不认为未来的多极体系是有效的，或者至少，他们将两极体系的建立视为迫在眉睫的可能性之一。在此基础上，中国本身正在成为与美国并驾齐驱的超级大国。这一进程对伊中关系的影响将是显著的。
功能主义与经济合作：根据功能主义的逻辑，从双方过去项目合作中获得的利益可以鼓励双方继续合作并将其扩展到其他领域。因此，可以说这一因素是两国在革命后多年来融合的最重要原因，特别是从德黑兰的角度来看。两伊战争期间的军事合作不仅促进了该领域的合作，使得中国在随后的几年中成为伊朗最重要的军事装备出口国，也为经济领域的合作提供了机会。石油销售和双边经济利益的获取也促成了某些技术转让方面的合作。
能源安全：中国对中东能源日益增长的需求是其对该地区感兴趣的最重要原因。德黑兰除了拥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储量外，还可以在没有美国干预的情况下满足中国的能源需求。伊朗拥有世界第三大石油储量和第二大天然气储量，这可以使中国在获取巨大能源方面实现自给自足。
过境重要性：如果不考虑伊朗的地位，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实现可能更像是一个梦想。德黑兰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是该倡议最重要的国家之一。
德黑兰的可靠性：德黑兰与华盛顿之间的政治和安全竞争使得北京能够在该地区各国首都中对德黑兰寄予最大信任。因为该地区大多数国家首都与华盛顿关系密切，华盛顿在必要时可以利用它们作为对中国能源安全施压的筹码。
制裁机制对中国的机遇：经济、金融等制裁的实施，为中国商人创造了伊朗这一未开发市场，而他们的西方同行则被剥夺了这一机会。
总结
两国之间的合作，尽管对双方都具有高度重要性，仍处于两国总体外交政策目标的框架内。这种现实主义方法可以使外交政策决策者摆脱困惑。显然，期望中国在中东的外交政策完全符合伊朗的利益是不现实的。然而，两国可以通过多样化合作、在不同层面制度化关系、加强话语趋同，以及克服部分挑战并管理其他挑战，来提高协调程度。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将成为伊朗的战略伙伴，当然，这并非以“军事联盟”的形式，而是作为一种多层次的经济、地缘政治和话语伙伴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