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罕默德·阿里·法拉希
国际关系硕士，塔尔比亚特·莫达雷斯大学

引言

作为一项国家权力工程，人民币应当被理解为一种宏观治理战略，而不仅仅是一项货币政策或银行体系中的技术性项目。这一战略试图通过货币基础设施，将经济、安全与地缘政治整合在一起。在这一视角下，货币不仅是交换媒介，更是政策实施的渠道、应对冲击的韧性机制，以及在国际网络中发挥影响力的语言。

过去几十年，中国以审慎态度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但进入21世纪20年代中期，这一进程变得更加明确、制度化和基础设施导向：从正式推动跨境使用人民币，到加强支付网络、拓展货币互换安排，以及推进中央银行数字货币项目。

这一议题的重要性源于三种需求的叠加。
第一是经济需求：中国希望使与自身相关的贸易和投资更加低成本、更加顺畅和可预测，同时吸引部分全球储蓄进入人民币计价资产。
第二是安全需求：在北京看来，全球金融体系对美元的高度依赖以及美元基础设施被政治化使用，构成一种结构性风险，必须通过多元化、流动性互换以及替代性支付通道来加以管理。
第三是地缘政治需求：中国希望加强与其贸易和政治伙伴之间的金融联系，尤其是与那些既需要融资、又更容易受到汇率冲击影响的新兴经济体之间的联系。

在这一框架中，人民币既是一种工具，也是一种信号：作为工具，它提供结算、放贷与投资功能；作为信号，它表明中国正在为自身及其伙伴构建更多选择空间。

 

经济层面：选择性国际化与“先使用、后开放”的逻辑

中国战略的核心特征在于其选择性。中国并未迅速推进资本账户的全面开放，而是试图在风险可控的领域扩大人民币的使用范围。这种谨慎是有充分理由的：成为主要储备货币通常需要深厚、流动性强且开放的金融市场，以及相对自由的资本流动。然而，在一个面临债务周期、汇率管理与金融稳定压力的经济体中，这种开放可能带来脆弱性。

美联储的分析报告正是指出了这一张力：一方面要维护国内稳定，另一方面又要限制国际化速度。

在贸易领域，中国力图创造对人民币的自然需求。当合同以人民币计价并结算时，货币兑换需求下降，银行也可以用同一货币提供贸易融资。研究报告显示，近年来人民币在中国跨境货物贸易结算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到2024年底已接近五分之二。但这种增长并不均衡，它取决于利率水平、人民币资产回报率、汇率波动程度，以及最关键的——贸易伙伴获取人民币流动性的能力。

在实践中，人民币在贸易中的地位提升，与其说是“完全替代美元”，不如说是降低与中国贸易中的交易摩擦：即双方更愿意减少兑换风险和代理行成本。

在投资领域，中国选择了渠道化开放而非一次性全面放开。诸如“债券通”和“沪深港通”等机制，使外国投资者能够通过既定通道进入境内市场，而不必完全放开资本流动。同时，中国还采取措施减少债券市场的制度性摩擦，并简化对外国机构的一些要求，从而降低运营成本、便利市场准入。

这些通道具有双重功能：一方面，它们帮助中国增加流动性和投资者多样性，从而深化金融市场；另一方面，它们使政府能够监测并在必要时管理资本的流入与流出。这体现了一种“目标导向型开放”逻辑：在经济收益明确且风险可控的领域开放，而在可能引发不稳定的领域保持谨慎。

然而，一个根本性问题依然存在：若人民币要接近储备货币地位，就必须持续提供安全且流动性强的资产，并使投资者能够通过可靠工具对冲汇率和利率风险。人民币项目不仅依赖于开放准入通道，更依赖于构建一个信任环境。在金融市场中，信任首先来自稳定的规则、透明度、可预测性以及无摩擦退出的可能性。

在此，中国政策制定面临一个经典困境：每一步提高人民币的全球吸引力，可能都会削弱部分国内风险控制工具。

 

安全层面：降低脆弱性与构建流动性“保险”

人民币项目的安全维度源于这样一种经验：制裁与银行限制表明，金融基础设施可以被用作施压工具。对中国而言，现实问题在于，在高度紧张的情境下，贸易与对外融资是否仍能持续。

北京的回应是构建多条平行路径：扩大人民币结算、拓展货币互换网络，并强化以人民币为核心的跨境支付能力。中国人民银行对在跨境支付、定价、投资与融资中推广人民币使用的官方强调，正是在这一框架下理解的。

从技术层面看，互换安排是流动性工具；从地缘政治角度看，它们在央行之间建立制度性联系，并形成一种信任背书。欧洲央行与中国人民银行将欧元—人民币互换协议延长至2028年10月，表明即使在欧洲，这一工具也被视为流动性支持机制。

在发展中经济体中，互换的作用更加直接。例如，美联社关于中阿（中国—阿根廷）互换延期的报道显示，一个国家如何依赖该机制缓解外汇储备压力并支付贸易款项。

除互换外，离岸人民币贷款与融资的增长同样具有安全含义。当政府和企业以人民币借贷并偿还时，它们对美元融资的依赖降低，而中国银行在项目融资中的影响力则相应增强。《金融时报》的报道指出，中国银行的离岸人民币贷款和投资显著增长，人民币贸易融资也不断扩大，并将这一趋势与降低美元脆弱性联系起来。

但与此同时，这些工具也会带来新的风险。如果借款方陷入危机或延迟还款，银行与金融机构将面临信用风险，甚至政治风险。因此，这里的“金融安全”并不意味着消除风险，而是意味着对风险的重新分配与管理。

 

基础设施：从CIPS到数字货币与“选择权政治”

在全球金融体系中，支付网络的重要性不亚于货币本身。若缺乏能够快速、安全、低成本完成支付的网络，即使拥有他国愿意使用的货币，也无法形成完整优势。

通过建设跨境银行间支付系统（CIPS），中国试图降低人民币支付的成本与操作风险，并在出现冲击时保留替代通道。CIPS官方网站数据显示，2025年该系统的年度交易规模达到180万亿元人民币，直接和间接参与者数量广泛。独立分析同样强调了近年来交易量和参与度的快速增长。

然而，独立基础设施本身并不会自动创造对人民币的稳定需求。只有当外国行为体同时认为人民币适用于结算与资产持有时，需求才会持久。因此，应准确理解CIPS的作用：它提升了结算能力和操作风险管理，但并不能完全取代多货币网络，仍需要与其他体系共存与连接。

其地缘政治价值更多体现在拥有选择权，而非与既有秩序断裂。这一差别对于避免极端叙事至关重要：中国一方面希望减少依赖，另一方面也清楚，全球贸易与投资无法脱离网络化互动。

与此同时，中国将中央银行数字货币作为支付基础设施的补充推进。中国人民银行自2026年1月1日起实施的数字人民币管理与服务体系行动计划，表明其目标是迈向更稳定的服务与基础设施架构。

从政策角度看，数字货币可以降低零售结算成本，便利合规与可追溯性，并推动新型支付工具的设计。在跨境层面，“mBridge”项目作为多央行支付试验平台受到关注，国际清算银行宣布该项目已于2024年中期达到最小可行产品阶段。

然而，仍需保持审慎：即便支付技术显著进步，人民币的核心问题依然是信任、市场深度与可兑换规则。

 

地缘政治：审慎的多货币化与储备地位的限制

从地缘政治视角看，人民币是中国扩大战略回旋空间的工具。如果成功，这一国家权力工程将提高金融施压的成本，因为对手将意识到中国拥有更多替代性结算与融资路径。

然而，成功并不必然意味着美元被取代。更现实的前景是，人民币成为多货币篮子的一部分，尤其是在与中国相关的贸易、项目融资以及部分国家的有限储备中。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2025年第三季度人民币在全球储备中的占比约为1.93%，较上一季度略有下降。这一事实具有两层含义。第一，成为主要储备货币是一个极其缓慢的过程，取决于金融市场深度与制度信任。第二，中国的战略更可能侧重于实际使用，而非短期内迅速扩大储备份额。

换言之，即便储备份额变化缓慢，贸易与贸易融资中的使用却可能更快变化，而这种变化在危机情境中具有安全价值。

此外，一些分析表明，美元在全球储备中的占比下降，并未自动转化为人民币的增长，而是分散到多种货币之中。这一点对地缘政治分析尤为重要：全球货币秩序可能走向碎片化的多极化，而非简单的美元—人民币两极结构。

在这种秩序中，人民币可以在与中国经济紧密相连的网络中获得更大权重，而不必取代美元在全球层面的中心地位。

还必须考虑地缘政治成本。人民币越被塑造成“去美元化”工具，一些国家越可能从集团政治角度解读它，并因潜在政治后果而更加谨慎。《金融时报》的报道同样强调，中国与其说是在追求立即取代美元，不如说是在构建一个降低脆弱性的多货币体系。

因此，即便成功，人民币项目也很可能以渐进性、区域性和功能性方式展开：从贸易与融资入手，强化基础设施，然后再尝试提升资产持有的吸引力。

 

结论

作为一项国家权力工程，人民币既展现出具体成就，也面临严峻约束。一方面，扩大跨境使用的官方政策更加明确，互换与融资工具不断发展，CIPS与数字货币等基础设施提升了支付与结算选择空间；另一方面，人民币在全球储备中的占比仍然较小，对更深更具流动性市场的需求，以及自由化与国内稳定之间的张力，都是无法仅凭声明消除的限制。

因此，平衡的分析既不应将该项目视为必然成功，也不应视为注定失败。中国正在构建更多选择——这些选择在平稳时期并不显眼，但在紧张时期可能具有决定性意义。

未来路径取决于若干条件：中国是否能够在其金融市场中建立信任与流动性；是否能够在不引发重大冲击的情况下管理地缘政治紧张；以及是否能够找到一种平衡，使国内稳定不被对外雄心所牺牲。

在这一叙事中，人民币不仅是货币，更是权力架构的一部分——这一架构以缓慢、技术性与政治性的方式建构，其成效与其说体现在“快速替代”的口号上，不如说体现在其所提供的选择权与韧性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