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义德·礼萨·哈希米·贾巴利
中国研究领域研究员、国际关系博士生
二十一世纪的大国竞争已不再仅仅通过国内生产总值、常规军事能力，甚至单一技术优势等经典指标来界定。相反，这种竞争日益围绕着对基础设施、制度和技术领域的控制展开，这些领域塑造着未来全球秩序的框架，可被称为“新权力前沿”。在这一背景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过去二十年中实施了一项渐进式、多层次、长期性的战略，其目标不仅在于提升国家实力，更在于在国际体系中构建实现持续影响力的结构性杠杆。本文认为，中国的杠杆化并非短期反应性行动的结果，而是一项累积性、结构性的战略产物，其核心目标是在未来秩序确立之前塑造竞争规则。本文同时探讨中国在这一战略中的成就，以及其内在的限制与矛盾。
新权力前沿与中国的战略逻辑
新权力前沿涵盖那些能够对其他行为体施加间接但深远影响的领域。与成本高、风险大的传统军事力量不同，在这些领域中的影响力往往是渐进的、相对低成本的，并且在政治上具有可否认性。中国比许多竞争对手更早认识到这一现实，因此并未将资源单纯投入短期竞争，而是大规模投入于长期的基础设施与制度能力建设。
从某种意义上说，北京并非围绕“结果”展开竞争，而是试图重新设计“竞争场地”。这一逻辑在北极、深海、外层空间、数字标准以及全球金融体系等领域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制度建设与制度性影响作为杠杆工具
中国战略的关键要素之一，是系统性地渗透现有国际机构，并在必要时创建平行机构。在深海领域，中国通过积极参与国际海底管理局，在未来矿产资源开发的决策进程中获得了有利地位。在北极事务中，尽管中国并非北极国家，但通过投资、科学研究和多边外交，已将自身塑造成一个合法的参与者。
在外层空间领域，中国推动与俄罗斯建立联合科研站的努力，正是这一模式的体现——即通过构建替代性的制度框架来挑战美国主导的秩序。尽管该倡议迄今为止反响有限，但即便在初期遭遇挫折，也体现了中国进行长期制度竞争的意愿。
技术标准与数字架构
中国最为隐蔽但也最为重要的杠杆化形式之一，体现在技术标准制定领域。重塑互联网架构的努力表明，北京深刻理解代码、协议和标准在权力分配中的关键作用。尽管这些方案遭遇了广泛阻力，但试图将政治与安全偏好嵌入全球技术基础设施本身，就已体现出中国战略视野的深度。
即便在未能成功推行自身偏好标准的情况下，通过广泛参与标准制定机构、增加中国提案和专家数量，中国仍能够放缓、复杂化或引导相关进程，而这本身就构成了一种结构性杠杆。
政治经济学与长期经济战
这一战略的经济维度与其制度维度相互补充。近年来，中国已表明其愿意将自身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优势——尤其是在关键矿产领域——作为地缘政治施压工具。与普遍认知不同，这些举措并非即时反应，而应在长期经济战的框架下加以理解。
关键在于，中国以“校准”的方式施加这些压力：既足以传递威慑信号，又不至于使自身与关键市场和技术脱钩。这种平衡反映了中国对经济相互依赖限制的清醒认知。
结构性限制与战略的可持续性
评估中国的地位需要关注三个要素：能力、资本与信誉。虽然中国在前两者——工业能力和金融资源方面具备显著优势，但在国际信誉与信任方面却面临严峻挑战。制度不透明、国家与企业之间的紧密关系以及安全担忧，限制了中国杠杆工具的有效性。换言之，缺乏合法性和信任的杠杆，其最终影响力将大打折扣。这正是中国战略面临内在矛盾之处：其越是依赖更强硬的杠杆，越可能加速外部反制和去依赖化努力。
此外，尽管该战略整体上具有一致性，但中国仍面临诸多限制。人口老龄化、国内需求疲软、产能过剩以及国内合法性挑战，均可能在长期内削弱中国维持大规模对外和制度性投资的能力。因此，可以认为，中国的杠杆化是一种塑造未来竞争条件的努力，其成败取决于中国应对内部约束与外部反应的能力。
总结
中国旨在主导新权力前沿的战略，可以被视为一项有意识地将地缘政治竞争从高成本、高风险领域转移至结构性、制度性和基础设施领域的努力。通过在制度建设、标准制定和供应链方面进行长期投资，中国试图构建即便在不发生直接对抗的情况下，也能限制对手选择空间的杠杆。然而，这一战略并非毫无缺陷，也并非没有挑战。信任、合法性和规范吸引力方面的不足，可能削弱中国物质性杠杆的效果。此外，其他大国的反应——尤其是在供应链多元化和替代性制度建设方面的努力——表明，杠杆化始终伴随着反杠杆化。
最终，中国的经验表明，二十一世纪的权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具有结构性、累积性，并依赖于对竞争规则的控制。中国是否能够将这些杠杆转化为持久的主导地位，仍是一个开放性问题，其答案不仅取决于中国自身的能力，也取决于国际体系中其他行为体的反应、联盟与创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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