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反华与亲华：在伊朗建立中国学研究的必要性
德黑兰大学法学院与政治学院教授 穆罕默德雷扎·马吉迪博士

引言

近几十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已成为国际体系中的关键行为者，尤其是伊斯兰共和国伊朗潜在及实际的重要合作伙伴。中美竞争加剧、“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东西亚地缘政治平衡的变化，使中国在伊朗战略考量中的地位日益凸显。然而，尽管两国政治与经济互动不断深化，伊朗对中国的理解仍面临严重的理论与分析缺陷。

伊朗公共、媒体乃至部分精英话语中，对中国的主流论述主要呈现为一种简单化的二元对立框架：一方面为“反华”论调，将中国描绘为投机主义者、威胁者或另一种形式的外来霸权；另一方面则是“亲华”论调，将中国视作战略盟友、与伊朗立场一致并可替代西方的力量。这两种取向虽看似对立，却共享一个关键特征：缺乏基于深入理解中国复杂现实的科学与分析视角。

本文旨在指出，伊朗与中国关系的核心问题不仅在于政策或国际体系结构层面，更根源于认知与知识层面。换言之，伊朗“制度化中国学研究”的缺失，导致相关分析与政策多属被动反应或基于短期考量，而非立足于对中国历史、政治文化、发展逻辑及外交行为的务实认知。本文的核心问题是：“为何中国学作为一个知识领域未能在伊朗制度化？此一缺失对伊朗涉华话语与政策制定产生了何种影响？”

为回答此问题，本文首先以分析批判视角简要检视伊朗主流的反华与亲华论述，接着探讨中国学及其在伊朗的现状，最后提出突破当前困境的政策建议。

伊朗话语中的反华与亲华倾向

伊朗对中国的呈现，往往并非基于系统性研究与历史社会认知，而是源于意识形态预设、有限经验或舶来模式。其中可辨识出两种主要取向：

甲）反华倾向：威胁导向与模仿式视角
伊朗的反华倾向常根源于历史、文化与话语因素的叠加。一方面，对“大国”的负面心态及历史上受外来干涉的经验，使中国也被置于相似的霸权主义模式中解读；另一方面，此视角很大程度上受西方媒体与分析对中国叙事的影响——即视中国为自由主义全球秩序之威胁、不透明的行为者及国际规范的违反者。

伊朗反华论述的核心问题在于，其未将中国视为具有独特发展与外交逻辑的“文明－国家”，而是视之为“具威胁性的他者”，并与历史上的西方经验等同。此取向忽视了合作潜能、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结构性差异及其行为的复杂性。

乙）亲华倾向：反应式与工具主义视角
相反地，亲华倾向主要是对西方压力与美国制裁的反应。在此话语中，中国被描绘为“天然的战略伙伴”或“反西方盟友”。这种形象更多根源于伊朗外交政策的需求，而非基于对中国国家利益的分析。亲华论述与反华论述同样陷入简化主义：它淡化中国外交的竞争导向、经济利益优先性以及北京在国际关系中谨慎非意识形态的取径。其结果是对中国形成不切实际的期待，并导致双边关系中周期性的挫折感。

尽管反华与亲华论述表面对立，两者皆阻碍对中国形成务实认知。二者皆将中国“政治客体化”，而非“科学研究对象”。在此环境下，中国学作为独立知识领域，缺乏发展与制度化的空间。

在伊朗建立中国学研究制度化的必要性

为超越反华－亲华的非分析性二元对立，仅改变政治话语并不足够，而需在知识领域及其生产机构进行结构性长期投资。对此，本文提出以下具体政策建议：

甲）强化学术中国学研究
有必要在大学建立与发展跨学科的中国学项目（涵盖历史、语言、政治文化、经济政治与外交政策）。中国学不应仅限于笼统的“东方学”或国际关系研究，而需具备独立的学术定位。

乙）优先开展语言教育与一手资源研究
伊朗中国学的核心弱点之一是过度依赖二手资料与西方译介。学术政策应将中文教育与一手资源获取视为战略优先事项。

丙）建立知识与政策制定的桥梁
创建制度性机制，促进中国学研究者与决策机构间的持续对话，有助于缩小该领域科学分析与政治实践间的落差。

丁）推动中国学去政治化
中国学既非政治宣传工具，亦非用于辩护或破坏外交关系的手段。承认知识领域的相对自主性，是产出可靠且具长期价值分析的必要前提。

总之，若不超越反华与亲华的二元对立，并对中国学进行严肃投入，伊中关系将不可避免地陷入波动、误解与战略误判。中国学研究并非次要或边缘选项，而是制定务实外交政策及深化双边关系行动的先决条件。